他骚扰你容易你揪出他很难 信息泄露维权遇尴尬

却面临技术与成本两大难题提起个人信息泄露，很多市民一肚子火。有些较真的市民，尝试维权，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。律师表示，“信息泄露的现象现在很普遍了，可是走上诉讼的案例真是很少见。”这有技术方面的原因，也有维权成本的原因。

民警遭遇“短信轰炸”

王某是名警察，他告诉记者，去年9月份，他在“东奥会计在线”这家网校上，实名注册了信息，准备参加一个资格考试。9月20日，考试完毕，他也迎来了一轮“短信轰炸”。“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考试骚扰短信。”王某向记者展示了其中一条短信，该短信提醒王某：“你参加的××考试没有合格，还有待定名额，可官网查询成绩通过后再付费。”“每天我都要收到一二十条这种集束式的短信，他们号称自己可以改分。我有警察的职业素养，所以想都不想就把这些短信列入了黑名单。”王某说道，“极有可能就是在那家网站实名注册之后，信息泄露出去的。”

连对方是谁都查不到

信息泄露之后，频频接到陌生短信、电话骚扰，有市民想到了维权。可是提起维权，家住合肥市芙蓉路芙蓉苑北村的张女士就很难受。

去年4月份，为了方便联系备战高考的孩子，张女士把自己的手机给了小孩用。“去年4月22日晚上，孩子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我一看手机，是个不显示号码的电话。”张女士说道，“这个电话接通了就挂掉。”一个晚上，手机都没停歇过，备战高考的孩子被弄得疲惫不堪。

“当时我急了，我在想是不是有人故意泄露了我的手机信息，打扰小孩的考试？于是我就去了移动公司。”张女士回忆说，“移动公司帮我一查，说这个电话没有显示号码，他们也无能为力，建议我去派出所报案。”张女士于是来到了芙蓉路派出所，当这个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打进来时，民警一接，仍然是接通就挂。由于无法确定该电话的准确号码，警方也无法调查。

诉讼受制于取证难

在维权道路上，比张女士走得更远的是合肥市博威香槟小镇业主夏女士。昨日，记者联系上夏女士的时候，她正在医院做检查。她用短信的方式，诉说自己的诉讼之路。2013年6月27日，夏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对方问她的房屋是不是要卖了？“我的房子不卖。”夏女士刚挂了电话，另外一个陌生电话又打进来，仍然问她是不是要卖房子。一个小时之内，夏女士居然接到了50多个陌生电话，无一例外的是询问房屋情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夏女士蒙了，她询问了一下对方，这才知道，自己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些售房网上。夏女士逐一打开售房网站，发现她的房号、两个手机号码都刊登得非常详细，而且她的房子挂上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卖价。当天，夏女士查询发现，挂她信息的一个注册号，居然是物业的QQ号码。当时，夏女士就致电该小区的物业人员，但对方表示并不知情。

夏女士打完电话不久，她发现售房网上泄露的这些信息被删了。“当时我把这些泄露的信息都截屏了，并交给了律师。”夏女士表示，她通过律师，正式起诉香槟小镇的物业——多安多物业有限公司。

夏女士说，她起诉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要求物业公开道歉。夏女士没想到的是，由于取证很困难，诉讼变得很漫长。随着香槟小镇更换了新物业之后，她的诉讼也不了了之。

技术与成本困扰人

本报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报道，引起了安徽省律师协会的关注。“我们查了一下，有律师办理过短信骚扰类的案件，但那是针对特定对象的骚扰，类似于人身骚扰那种。”省律协一名工作人员表示，关于信息泄露，遭遇陌生短信骚扰的案件，鲜有律师办理过。省律协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傅强律师表示，“信息泄露的现象现在很普遍了，可是走上诉讼的案例真是很少见。”傅强律师表示，这有技术方面的原因，也有维权成本的原因，很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泄露的，由于网站一般不用实名制，也存在技术上篡改的可能，导致取证较为困难，公安机关也会认为构不成立案的条件。再加上民事诉讼成本，绝大多数的人不会选择诉讼。“我也有很多朋友遇到信息泄露，他们都没有提起诉讼。”傅强说。

□评论

保护信息不能仰仗个体维权

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，有关部门依法监管和民众个人主动维权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而增强公众维权意识，教居民如何自我维权，这本身也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。不过，在现实语境中，维权方式看似可以自由选择，但维权道路却并不平坦。

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指出，“侵权诉讼需要原告证明因果关系，这个比较有难度。”在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中，公众作为受害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。即使眼睁睁看着网上自己的信息铺天盖地，本人也不堪各种推销、诈骗电话的骚扰，却并不知道这些个人信息是从哪个机构、通过什么渠道泄露的。纵然对某家银行、某个网站心存怀疑，但囿于信息不对称，往往难以有充分的证据举证维权。

同时，惩罚机制缺失，使得信息泄露维权呈现出“高成本、低收益”的不对称。

目前各级法院在审理个人信息泄露诉讼时，大都以侵犯个人隐私权要求当事方停止侵害，消除影响，而受害者付出了巨大的诉讼成本，也只是赢得官司，很难获得损害赔偿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调研显示，在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导致被犯罪分子侵害的被调查者中，仅有4%左右的人进行过投诉或提起过诉讼。2013年10月，“2000万开房信息”在网上泄露后，只有上海人王金龙为此将曾入住过的酒店告上法庭，最终也以败诉告终。而2015年考研信息泄露曝光后，又并未指出违法相关机构或个人。

监管部门教公众维权是必要的，但不能仰仗个体维权，坐等投诉举报。一方面，有关部门应主动出击，及时发现非法收集、泄露、出售个人信息行为，加大打击力度。一些企业如果泄露了个人信息，哪怕构不成犯罪，也应该进行高额处罚。同时，引入公益诉讼，由各级消费者组织代表公众进行维权，从而改变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格局，打消一些商家店大欺客的侥幸心理。